1999年，建国50周年阅兵式上，展示了一种新型35mm高炮，引来舆论强烈关注。

  这种新式高炮，是中国从瑞士引进的厄利空GDF-002（Oerlikon 35 mm twin cannon）高炮武器系统的国产化型号——PG99，一种性能很优秀的中低空防空武器。

  GDF-002的引进，把我国中小口径高炮的装备水平， 提高到了国际一流水准。 那么，在引进GDF-002高炮项目时，中瑞之间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

  1987年12月初，中国派出的“高射炮技术引进代表团”来到了地处北欧的瑞士，与康特拉韦斯公司（1989年，康特拉韦斯公司与厄利空-伯勒公司合并为厄利空-康特拉韦斯集团；1999年被该公司被德国莱茵金属公司收购 ）洽谈引进GDF-002高射炮的生产技术。

  瑞士康特拉韦斯公司是世界防空领域的顶尖公司，也是欧洲高炮系统的龙头老大。他们生产的“双35高炮GDF-002”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，都是世界一流的低空防空武器系统。这种火炮凭借“三高一快”的出色性能傲视群雄、独步江湖。

  与世界其他各国口径相近的高炮相比，GDF-002的初速是最高的，而且瑞士人在实现高初速的同时，还能保证膛压和温度不会过高，使炮管的常规使用的寿命远超其他高炮；GDF-002的理论射速为每分钟550发/单管，位列世界第一；连发时，在200米和1000米高低和方向散步均不大于一密位，也是世界第一。 此外，GDF-002高炮由行军状态转为战斗状态的时间，也不超过1分30秒，同样非常优秀。

  除了“三高一快”，GDF002系列35mm高炮还使用了先进的AHEAD“阿海德”引信，一种采用集束式预制破片编程的智能引信。

  安装了这种引信后，它发射的弹丸会在距离目标200米时启动炮弹内的计时器，激活抛撒机构，撒出高密度的钨合金颗粒，形成一片钨合金颗粒“云”将目标覆盖，从而大幅度的提升了命中率。这种弹药精确的破片投射效果，让中国军方非常满意。

  除此之外，瑞士人还给GDF-002装上了一种独特的炮口测速装置，这种装置能实时测出弹丸的初速，平均每发射4发炮弹就计算一次平均数值，然后把数据传送给火控计算机，通过计算机实时修正因为初速变化而引起的射击偏差，进而达到保证射击精度的目的。

  有了这个装置，火炮无论处于任何季节、任何地理位置，射击精度都可以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。

  与中国兵器工业部一直非常看好这个武器系统。80年代末，我军和相关部委决定，抓住西方国家在对华军售态度上比较宽松的时机，积极引进这种先进武器的生产线。具体方案是，由和兵器工业部两家共同出钱、一起引进。

  对于中国客人的到来，瑞方非常热情。康特拉韦斯公司在代表团抵达后，特意安排了圣诞晚会表示欢迎。

  这次中方代表团的人员，由来自总参、总后以及炮弹、引信、雷达，指挥仪等各种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组成，涵盖了十几个部门、几十个单位，足见中方的重视程度。

  在和瑞方的谈判中，时任机械委兵器发展司总工程师的蔡寅生立了一功，他发现了一个瑞方的报价漏洞，为国家节省了一亿元资金。

  当时，中瑞双方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，前期所有的障碍都已解决，只差最后一个：价格浮动问题。

  原来，1987年美国经济不景气，美元不断贬值。瑞士方面为了规避金融风险，坚持实行“价格浮动”。瑞方提出，合同期内价格应该跟随美元汇率，随时做调整。而中方的态度则倾向于固定价格，一次签约后不再变动。

  总工程师蔡寅生这时被分配在代表团的商务组，商务组组长兵科院院长杨荫桐找到他，向他布置了一个任务：研究浮动价格问题。并交给他一份瑞士方面提供的资料，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工作让中方获得主动。

  让他高兴的是能有为代表团直接效力的机会，但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份担忧。这还在于，蔡寅生在国内从事的是科技项目管理工作，对商务、尤其是财务工作并不熟悉。

  面对瑞方的价格浮动文件，蔡寅生首先想到的是寻求帮助。但在他四处求援后，无果而返。

  蔡寅生意识到，他眼前的出路只有一个：努力读懂对方的浮动方案，吃透并千方百计地挑出毛病，不能任凭对方开价，而我方却束手就范。

  他开始翻来覆去、仔仔细细地研究瑞方的报价方案，一共两页纸的文件，被他翻阅了无数遍。

  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后，瑞方的浮动公式他算是搞懂了。可是，怎么样才可以找出对方的破绽呢？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蔡寅生终于在看似滴水不漏的瑞方报价上发现一个突破口。

  当时瑞方的报价由三部分所组成：一是入门费，二是设备采购费，三是人力支援费。

  从结构上看，这种报价也无可厚非。然而蔡寅生却在考虑，是不是所有的费用都应该参与价格浮动呢？他脑中闪过一丝亮光。果然，从浮动公式背后的报价逻辑中，他发现了一个不合理的地方。

  蔡寅生认为，“设备采购费”与“人力支援费”是未来将要发生的费用，这部分随着物价指数和通货膨胀的指数进行变动，也不是不能理解。

  但是，“入门费”是对科研开发工作所做的补偿金，是过去已发生的费用，这部分费用参与未来的价格变革，显然是没道理的。而且，“入门费”在瑞方报价中所占比例，竟然还是最高的。

  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蔡寅生马上与项目经理和会计进行讨论，三人确定思路无误后向院长做了汇报。

  很快，蔡寅生的意见得到了代表团上下一致的认同，随后他们商定了此后谈判的策略：如果瑞方坚持浮动方案，中方可以同意，但力求将浮动基数降到最低；一个最主要的进攻方向，就是降低占比较大的“入门费”。

  这次谈判双方都很重视，中方代表团的三位副总，康特拉韦斯公司的常务副总裁和财务副总裁都亲自出席了谈判。

  谈判开始后，双方自然有一番唇枪舌战，但真正短兵相接的，依旧是“浮动价格问题”。

  进入这一议题后，蔡寅生先首先发言。他先将对方所提出的浮动公式做了一番解读，瑞士方面听后频频点头表示赞许，认为中方的理解正是自己想要表述的。

  紧接着，蔡寅生单刀直入、话锋一转：“入门费”不合理。即使按照瑞士自己的报价逻辑，这部分费用也并不应该列入浮动范围之内。

  中方的这个提议，完全出乎对方意料，瑞方一下有点措手不及。既然刚才已经肯定了中方对公式的理解，那此时就没理由再将“入门费”计入浮动。

  经过短暂的讨论后，双方再次回到谈判桌前。这次，康特拉韦斯公司的常务副总裁盖亚先生痛快地承认：这是我们的疏忽。

  随后，瑞方同意将3000多万瑞士法郎（当时约合人民币一亿元）的“入门费”，从浮动价格中剔除。

  就这样，蔡寅生总工程师通过个人的认真和严谨，成功为国家节省了一亿元经费。要知道，八十年代末期的一亿元，远非今天可比。

  除了紧张的谈判之外，在瑞士逗留的日子里，蔡寅生和代表团的成员们还通过参观当地军工企业，为中国兵器工业搜集到了很多高价值信息。

  当时中国和西方关系不错，瑞士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不仅气氛热烈，而且有实质性内容。比如，瑞士曾多次安排中国代表团参观军工企业，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。

  中方首先参观的，当然是康特拉韦斯公司自己的生产线。参观中，瑞士生产线所表现出的生产文明化程度深深震撼了中方代表。

  据蔡寅生回忆，当时他们看到，康特拉韦斯公司生产线上的各个工序之间，转送弹体的器具被设计得精致合理，每个塑料周转箱中都放置着带若干圆孔的隔板。

  为了保证弹药表面加工的工艺技术要求，初加工完成后的弹坯被放置在隔板中。在生产线上流转的过程中，弹药之间绝对没磕碰。加工完成之后，每发炮弹的弹体外表还要套上一个塑料保护套。

  由此，蔡寅生想起在国内参观类似工厂时，中国工厂对表面上的质量要求很高的工件，比如烤漆后的枪托、电镀或发蓝后的金属件，全都是散装在竹制的箩筐里。两相对比，代表团成员感慨万千，中国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。

  比如，唐仲文副主任到达瑞士之后，中间商就安排中方参观了瑞士一家坦克工厂，当时国内有意向引进他们的120毫米紧凑型坦克炮。

  80年代末期，北约通用的坦克炮技术、战术性能非常先进。而国内正在研制的坦克炮，虽然口径和北约的完全一样，但是内膛结构不同，弹药不通用，因此外贸前途不大。

  如果能从瑞士引进120毫米口径坦克炮，就非常有可能成为兵器工业一个很存在竞争力的外贸产品。这样不但借鉴了西方的先进的技术，还能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。在这之前，中方引进英国105毫米坦克炮的成功，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。

  参观前，中方代表了解到了一些新型火炮的背景资料。原来，这架坦克厂生产的紧凑型坦克炮，此时并没有定型，预计在第二年春天才开始鉴定实验。而瑞士国防军也没有决定是不是采购，其他几个国家目前也还没有订购意向。

  在坦克厂参观时，瑞士技术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这种新型火炮的技术特点。在场的中国兵器专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：紧凑型火炮与现有北约制式火炮究竟有哪些不同？究竟“紧凑”在什么地方？

  瑞士方面介绍说，这门炮之所以紧凑，主要是将炮管的外径从310毫米削减到了260毫米。

  中方专家马上提问：炮管减薄后，强度如何保证？炮管热容量降低后，炮管的烧蚀问题如何来解决？ 对方这时才透露，他们使用了 德国新研制的高强度炮钢以及全新的镀铬技术 ，解决了上述问题。

  在休息时，精明的瑞士中间商雷夫汉先生，看到中方对电镀技术很感兴趣，马上提出，这家电镀厂就在苏黎世附近，这家工厂还为美国造纸厂提供电镀协作，中方是不是想参观一下？

  此时中国工程师已形成了几点印象：该型火炮技术虽然先进，但并没有经过实验验证，也没有第2个国家准备购买；如果引进该炮，没有电镀和高强度炮钢两项关键技术上的支持，所谓的“紧凑”，就是纸上谈兵；引进的顺序应该是电镀技术优先于坦克火炮。

  而且，电镀技术是军民两用的，国内其他火炮也可以用，民用产品更可以用。此外，引进的重点应该是高强度炮钢，这种钢材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国高膛压火炮的技术水平。

  基于以上认识，中方马上派相关负责人专程参观了瑞士苏黎世的电镀厂，并且迅速开启了电镀技术的引进谈判。

  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瑞士的这种紧凑型坦克炮并没有引进国内，而无心插柳的电镀技术，却成功在国内落地生根。

  20世纪90年代，蔡寅生在国内某坦克炮工厂出差时，亲眼看到了这条电镀生产线。当时工厂的同志告诉他，引进的电镀技术已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  今天当我们被99式坦克的优良性能所震撼时，不能忘记，“闭门造车”是生产不出好产品的。现有国内的优质军工产品，大多都经过了八九十年代的技术引进和再创新过程。

  三十多年前，我国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，大量吸收来自北约、俄罗斯的优质军工技术，如今看来是非常明智的。不过，再好的引进策略，也需要每一个普通参与者尽心尽力地去执行、认真负责把它做好。

  正是蔡寅生以及其他专家的高度责任心，才让中国这次瑞士军购顺利并超计划完成，他们正是千万普通执行者中的一员。所谓“爱国”，并不是喊口号，而是任何一个人都认真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。（全文完）